作为商朝的第一代先公，商契一生颇为传奇，但留下的更多的是谜团，其中之一是商契为何叫“商契”。
商契之名的由来，史书上并未记载，但甲骨文重现天日之后，却揭示“商契”之名意义非凡，暗藏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与此同时，搞清楚“商契”之名的由来，再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商朝为何更重视鬼神。
首先，商朝为何大规模使用甲骨文？
以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唯有商周两朝使用过甲骨文，但周代主要是在建国前或初期使用过，比如周原甲骨，之后没有再用，且周代在甲骨上记录的多数也不是祭祀卜辞。那么，为何商代会大规模使用甲骨文，乃至超过15万块？
龟甲利于保存，兼之具有与鬼神沟通的神秘效应，材料上的特殊性暂且不谈，商人以甲骨记录卜辞其实与商契有关。
商契是商人第一代先公，虽然甲骨文中没有“高祖契”的记载，但却有契字。甲骨文上的契字（见下图），由“丰”与“刀”构成，其中“丰”中一竖代表木头，三横代表刻痕，因此契字本义代表“刻写文字”。后来，契字被引申为约定、契约，春秋战国时在下面加了一个“大”，于是契字具有“大的约定”之意。
商人为何要契刻文字，契字为何含有契约之意？欲要解开这个疑问，不妨先看一看甲骨文“典”字。
甲骨文典字（见下图），是由“一双手”与“册”字构成，其中“册”就是竹简或木简编成的书册。换言之，早在商朝时期，中国已经在竹简上写字，或者说中国的竹简文书历史还要往前推，乃至往前推到夏朝。
与此同时，在部分甲骨文上，研究者发现上面存在使用毛笔的痕迹。而在4000年的陶寺遗址、石峁遗址里，可以明确看到使用毛笔（或类似物）的痕迹，其中陶寺遗址残破陶器上用毛笔写了两个字，至今清晰可见。
也就是说，商代已有用毛笔书写的竹简文书，日常性文书大概都写在竹简上，可惜年代久远，商代竹简文书已经腐烂，如今已经无法见到。
竹简文书用毛笔书写，龟甲用刀契刻，两者谁更方便？答案一目了然！
既然商代已有竹简文书，为何还要在龟甲上刻字？原因很简单，竹简文书才是给活人看得，在龟甲刻字不是给活人看得，而是给鬼神看得，用于与鬼神沟通，并非世俗日常文献，这些文字相当于是与鬼神的契约，而商人非常重视鬼神。
也就是说，商契在商族首创契刻文字，用于与鬼神沟通，后人以此称呼他、纪念他，因此“商契”应该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对他功绩的认可。
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商契提出将文字契刻在某种物体上，才能实现与鬼神的沟通，起初可能只是刻在木块上，但木块很快腐烂，于是后人选择了骨块，最终选择代表长寿的、寓意深刻的乌龟甲。
其次，商朝为何比虞夏周三朝更信鬼神？
根据甲骨文记载，商王非常重视祭祀占卜，其中一段时间甚至每日一祭，轮流祭祀先公先王，上个世纪董作宾由此整理出了“周祭谱”。然后虞夏周三朝，虽说也有很多祭祀鬼神的活动，但无疑远不如商朝，那么为何商朝比其他三朝更信鬼神，乃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原因其实很简单，与四朝始祖的身份有关。
《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时史伯对郑桓公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
所谓“协风”，《国语》中说是立春，“听协风”就是辨别春天的到来，一般是指辨别东风有没有到来。西周时期，天子举行隆重的籍田礼之前，需要听觉灵敏的乐师来听协风，了解季节。
大禹治水，或叫“单平水土”，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农业；周弃播种谷蔬，尤其是周弃又名周后稷，说明他与“稷”这种粮食有关。
也就是说，虞夏周三朝的始祖，都与农业生产有关，都非常务实，都非常现实，属于物质文明。
然而，商契却是“和合五教”，始创教化，即孟子说尧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按照史伯与孟子的说法，商契似乎成了儒家始祖，但这无疑不可信，因为距今4000年前的社会比茹毛饮血好不到哪里去，不大可能达到“和合五教”的地步。史伯与孟子这么说，无疑是以他们所处时代的情况，去臆测上古时代，比如商契的“司徒”职位，明显不可能存在于尧舜时代，所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过，史伯与孟子对商契的描述，却透露出了商契的职业——大巫。
早在4000年前，当时中国的巫师身兼数职，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分工越来越精细化，逐渐分化为巫、祝、史、卜、教育等职业。以500年前的非洲、美洲土著部落来看，他们部落中掌握文字、教化、音乐舞蹈等的往往是大巫。
也就是说，商契的身份是大巫兼部落酋长，懂得文字、音乐舞蹈等，应当是以掌握与鬼神沟通的权力来维持统治，这与虞幕、夏禹、周弃大不相同。
总而言之，虞夏周三代的源头更重视农业生产，商代的源头商契重视鬼神，利用鬼神来维护统治，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王朝，于是商代比虞夏周更重视占卜祭祀鬼神，而契刻文字是与鬼神沟通、契约的重要方式，所以商代才会大规模出现甲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