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教授，在《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一书中，石破天惊的指出华夏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英国人、高卢人、古希腊人、巴比伦人、威尔士人等的根源都在大湘西，以及“英语源自大湘西”。
然而，杜建钢的言论一出现，就迎来铺天盖地的嘲讽，杜建钢被扣上“反智”、“文化义和团”、“民粹主义”、“自嗨”等高帽子，甚至某个著名学者告诫学子时，公开以此为反面教材：“像有的‘专家’论证‘英国人和英语起源于湖南’一样，沦为笑谈”。
让人不解的是，当西方宣扬“中华文明西来说”时，当西方声称甲骨文源于楔形文字时，当西方否定中国5000年文明史时，当西方否定夏朝时，当西方声称古希腊工匠指导秦始皇制作兵马俑时，当英国出土“吉姆在这里”时，当德国出土3300年前寒光闪闪的青铜宝剑时.........没有看到某些人说西方学者“沦为笑谈”，以及“反智”等帽子，偏偏中国学者就“沦为笑谈”了，如此岂非只许西人放火，不许国人点灯？
更为重要的是，从湖南考古发现来说，杜建钢的立论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其中之一是湖南发现距今大约万年的字符，比我们熟知的贾湖刻符还要早，比楔形文字早了4000多年，比甲骨文更是早了6000多年，因此有学者认为湖南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字符。
位于湖南常德澧（lǐ）县的“彭头山遗址”，距今9500年—8100年，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四周有壕沟、堆筑的土围和天然河道为护围，以水稻为主粮。
与其他同时代遗址不同的是，学者在研究该遗址棒形坠饰时，发现其中一些上面刻有着极为工整、纤细、端正的字符（详见下图拓本，左为彭头山坠饰，右为山东大汶口遗址的头饰，两者应存在联系），说明并非随意刻写，而是有意为之，必然代表某种特别的含义。
学者刘志一在《湖南彭头山刻符考证》中指出：“可以说，彭头山遗址出土了目前世界古文字史上的第一个字符”，如果算上彭头山字符前的草创阶段，那么中国文字显然已有万年历史。
以上图字符来看，不仅字符形态成熟，而且刻写工正、做工精细，显然反映当时刻写技术已经成熟，说明此前有过漫长的积累，不然如何做到这种程度？因此，刘志一推断中国已有万年文字史，一点都不夸张。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辩驳认为上述符号未必是文字，也可能仅是一种符号，笔者先入为主的认为是“字符”了。究竟如何，不妨看看下面两个考古发现。
上世纪90年代，因为三峡工程的需要，考古挖掘了湖北宜昌秭归“柳林溪遗址”，其中出土了一件圆形陶器（见上图），距今7000年以上。学者冯时认为，这是九宫图（洛书）的前身。通过下图可见，其中一个符号与彭头山的一模一样，只是上下各多了一横。
值得一提的是，该陶器上类型“父”字字形的符号，后来也出现在山西陶寺遗址、以及甲骨文中，现代专家将之释读为“文”。
上世纪70年代，在苏州城东南15公里之处，考古发现“澄湖遗址”。该遗址涵盖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以及后来的商周、汉晋、唐宋等时代。其中，在良渚文化层发现一件黑皮陶鱼篓形贯耳罐，上面四个符号排成了有序的一列，里面有一个就是上述彭头山刻符，现代学者普遍将之释读为“五”，还有将之释读为“会”。
另外，上图可见的左边第一个符号，在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即为权力的象征——斧钺。由于“钺”、“戉”、“越”的最初文字都是“戉”，因此现代学者将之释读为“越”（越人）或“钺”。
至于甲骨文中，上述彭头山刻符的字形被用为“五”，并被一直沿用至今。
显然，彭头山这个刻符在上古极为重要，究竟有何意义，如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符号一脉相承至今，而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柳林溪遗址的洛书，还是澄湖刻符，或者甲骨文上的“五”，明显都是文字（数字也是文字），那么上述彭头山符号是不是文字？
可见，彭头山字符的出现，表明中国具有上万年的文字史，比楔形文字、古埃及文等都要早得多。
受宗教思维的影响，西方往往相信“单一起源”，即谁更早谁是起源，比如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文明起源说（苏美尔先后影响古埃及、古印度、中国）。以此逻辑来看，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那么为何不能说楔形文字源于中国，或受中国文字影响等？如此，杜建钢的“华夏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源头”等立论就未必没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