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究竟在哪里？不仅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寻根问祖问题。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因为夏王朝历史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证明，也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与否定，以至当红的历史学者、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也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有问题，还是当代研究中华文明史的历史与考古学者出了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在夏文化的探索研究中，1917年甘肃省礼县红河乡西垂宗庙遗址王家东台的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的春秋秦公簋青铜器，成为近代研究夏王朝、大禹、秦人先祖最重要的文物。秦公簋中的铭文“鼏宅禹迹”“保业厥秦”“虩事蛮夏”“高弘有麐”“灶有四方”成为夏文化研究除了中国历史文献典籍外，最可靠、可信的历史文物文献，是证明夏王朝存在最有力的证明。
秦公簋作为秦人国君歌颂秦人先祖的祭祀器物，其铭文更是毫无保留地颂扬了秦人先祖的丰功伟绩，为夏王朝的建立，华夏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秦”“夏”“禹”“高弘”“宅”“有”“四方”“灶”“蛮”等铭文将秦人先祖的发展脉络交代的详细而具体：秦人先祖高阳，辅佐尧舜禹，成为大禹的助手，服事于南方的夏王朝，居住、生活在蛮地的南方大禹建功立业的地方、大禹夏朝的国都——“四方”湖古城，成为中国西部秦人发迹的起始。这也是现代历史学研究成果，秦人来自东方而成于西方，是商末战乱时西迁的华夏族一支的直接证据。
秦公簋做为夏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文物，所记录的铭文历史价值更是无与伦比，可以说秦公簋中的105个铭文字字价值连城，破解它们的历史含义，是历史研究者与考古学者最重要的任务；破解它们的含义所记录的历史信息，是学者们的历史责任，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可靠的文献依据。但就是这样一个作为历史学者应该做的基本的事情，却明显的产生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原则错误，甚至可以用学术犯罪来形容。
秦人先祖“虩事蛮夏”是秦公簋中最重要的原始文字，“蛮”“夏”在铭文中的重要意义一目了然，其重要历史价值远远超过中国文献典籍。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两个字，“蛮”的南方意义没有得到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的重视，“夏”字更是让它们人为地翻译为“獶”，将一目了然的“蛮夏”翻译为“蛮獶”。不知这样的历史学者与古文字学者、考古学者，是以怎样的学术态度，如此恶意地篡改“蛮夏”为“蛮獶”？
通过对秦公簋原始铭文拓片的研究，我们认为最标准的古文“夏”字，正是来源于秦公簋铭文中的“夏”字。为何在铭文的整体翻译中却将“虩事蛮夏”篡改为“虩事蛮獶”，让无法见到原始器物铭文的学者与大众不明就里？难道秦公簋铭文记载的不是秦人先祖服务于我们寻找的夏文化来源的南方夏王朝，而是一个让某些学者无法接受的南方“犭”夏？“獶”是如何产生与长期存在？近一百年来的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对此毫无疑问还是麻木不仁？是有眼无珠还是有意搞学术垄断？
以黄河流域的二里头考古遗址为代表的所谓主流夏文化研究，和以淮河流域的涂山禹会村考古遗址、四方湖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夏王朝中心，是华夏文化发源地的两种学术观点，其实质是华夏文化发源于北方旱作农业文明还是南方稻作农业文明的根本区别。二里头遗址六十年的考古发掘，对夏王朝的研究毫无结果，已经自我证明了黄河华夏文化发源地的破产。以淮河涂山与四方湖古城为代表的尧舜禹文化历史，必将在各种历史证据面前，彰显其华夏文化的本源。秦公簋铭文中的“虩事蛮夏”无疑再添有力证据，粉碎二里头考古遗址的夏文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