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在哪里？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在哪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重要历史问题。因陕西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包含有“中国”与“成周”的内容，探寻最早的中国也转化为寻找西周时期的“成周”问题。因此，通过历史研究或考古研究找寻成周的具体所在地，“最早的中国”历史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并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石。
事实上，“成周”与“最早的中国”同样属于中国历史的未解之谜。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成周”与“最早的中国”息息相关，是同一中国历史问题的正反面，是同一历史难题的两个表象。确立了“成周”的历史地理位置，也就找寻到了“最早的中国”，也就确立了最早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河南考古及中国考古，罔顾历史的文献记载，一口咬定成周在河南洛阳，成周与洛邑为西周王朝的同一城邑。这一强取豪夺的非学术研究，让中国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中华文明探源走入死局，并将一代或几代中国考古专家葬送在河南洛阳盆地的“中原”历史坟墓中。
宗周、成周、洛邑是西周王朝时期的三座重要城邑，名称屡见于中国文献典籍记载，为西周王朝建立、维护王朝正常统治承担着不同的国家重要职能。周先祖古公亶父建都岐邑，奠定了周国崛起兴盛的基础。周文王继位后，将周都从岐邑迁至沣水西岸的新都丰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周武王时又在沣水东岸建立镐京，以此为根据地统一天下。丰京是周朝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合称丰镐，丰镐二京即为宗周。位于西土的周氏族在伐纣灭商后，为了维持对殷商旧地疆域的统治，在毁灭掉殷商王朝的殷都后，将殷商王朝的南都“大邑商”经营为西周王朝的东都，以实现对广大东南疆域的统治管理。此西周王朝的东都，即称之为成周。
成周因为继承于殷商王朝的商都“大邑商”，也需要大量殷商贵族维持对东南地区的管理，殷商王朝旧势力相当深厚。在周武王建中立国的第二年去世后，殷商旧势力发动了“三监之乱”，以图颠覆新生的西周王朝。周公东征，平定了“三监之乱”，稳定了成周的局面。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在洛阳盆地营建“洛邑”，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将殷商王朝的贵族、顽固不化的危险分子集中到“洛邑”进行集中管理。这也体现了西周王朝的文明与进步，不再像殷商王朝时期一样，把战俘与外族用于人祭，缓解了社会矛盾，团结融合了各地氏族部落。这也是河南洛阳的最初建城史，并被广泛地记载于各种文献典籍之中。显然，西周王朝时期的成周与洛邑，对西周王朝来说是两种功能完全不同的两地城邑。中国考古及中国历史，把成周等同于洛邑，认为成周与洛邑都位于河南洛阳，是对中国历史的不负责任，甚至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成周与洛邑的不同，不仅体现在其城邑功能上，体现在历史文献记载上，更体现在西周时期出土文物所展现的地理位置与宗周空间距离的巨大差距上。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令方彝铭文与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铭文，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现了成周的城市功能与具体地理位置所在。令方彝与兮甲盘西周青铜器，为我们还原成周历史与中国历史，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宝贵原始历史信息，是任何妄图篡改中国历史的考古专家所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令方彝铭文：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宫，公命告同卿事寮。隹十月，（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命，舍三事命，遝卿事寮、遝诸尹、遝里君、遝百工、遝诸侯、（诸）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戊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贝王。明公赐太师鬯，金，牛曰用祷。赐令鬯，金，牛，曰用祷。乃令曰今我唯令女（汝）二人大遝于乃寮乃友事，作册令，敢扬明公尹人贮，用作父丁宝尊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隽册。
兮甲盘铭文：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令方彝铭文，记述周公之子明保接受王命，从宗周到成周举行祭祀，并受命“尹三事四方”，任命成周的百官及亡商诸侯。明公对尽力于此次祭祀盛典的亢师和矢令分别赐以□、金、小牛，并任之以新职。矢令乃作器颂扬明公。兮甲盘铭文，记述兮甲即尹吉甫，随从周宣王征伐玁狁而受赏赐，并被受命为“成周四方”官职，而来到南淮夷，对淮夷人、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尹吉甫因此而制作兮甲盘记录下这一历史过程。矢令乃作器与兮甲作盘，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两人都在成周为官，而且担任着成周的重要职务。两人对于能到西周的东都成周为官，是人生中的大事件，是一生的荣耀，制作器物铭记，带回家乡，传之后世，才有了令方彝与兮甲盘的出世。
令方彝与兮甲盘，通过不同年代、不同两人的记录，为我们清晰明确地还原出东都成周的具体地理位置：南淮夷地区。通过笔者的进一步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进而确立为南淮夷地区的夏水北淝河之畔的四方湖古城。
兮甲盘中尹吉甫为我们指明了成周的具体地理位置为南淮夷，令方彝中具体叙述了周公之子明保从宗周到成周的漫长路程，证实了宗周的王公贵族到成周履行职务的艰辛漫长。
从夏王朝时期，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记录年月日的夏历，也称之为农历。农历以六十甲子为一个循环周期，在日期上六十甲子为六十天，跨越两个月，循环往复记录下一年的日期。令方彝中，周公子明保甲申第一日接受王命“尹三事四方”任务，第四日丁亥日到周公宫室中祭祀周公，祭告周公担任了“卿事寮”职务要到成周去，保佑一路平安、万事大吉。随后，周公之子明保开始了从宗周前往成周的路途。经过近六十天的漫长路程，在第六十天的癸末日前到达成周，这已经是从农历八月出发后的农历十月。癸末日，明保任命成周官员的新职务。到达成周的第二天甲申日，明保在成周京宫举行祭祀典礼祭祀上天；第三天乙酉日，明保在成周康宫祭祀土地；休息两天后的第五天戊子日，明保在成周的王宫祭祀先祖先王。在完成“尹三事四方”任务后，明保收集整理成周的贡赋财物，返回宗周复命于王，以备宗周王室的过年之需。
从令方彝的铭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个西周王朝统治管理东都成周的事实情况。因为从宗周到成周需要六十天的路程，东都成周的管理主要由周王任命的三公担任，周王主要居住在宗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王在成周”的青铜器铭文记录，主要与淮夷、南淮夷、东夷、南夷的战事有关。兮甲盘中的“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与令方彝中的“明公归贝王”前后呼应，证明了南淮夷地区的成周主要为西周王公贵族提供钱财物质人力，是西周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经济支撑。
到成周举行祭祀大典，是宗周的周王需要定时前往的主要原因，因为成周有周武王在成周建中立国的京室，有周武王及先王的宗庙，有宗庙的城邑才能称之为“国都”。令方彝中我们看到的是明保代周王前来祭祀天地及先王，而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我们看到周康王在登基后的第五年，才来到成周第一次参加禋祀大典，“唯王初禋，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如果成周距离宗周不是太遥远的话，周康王无论如何不至于到第五年才“宅于成周”而“唯王初禋”。要知道，西周时期每一个周王的纪年都是按祭祀年来记录，“唯王五祀”已经是第五个祭祀年，周康王才“唯王初禋”第一次参加成周的禋祀典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康王初次到成周“初禋”，是周康王的国家大事，在成周京宫中训诫宗小子，追忆周武王当年在成周建中立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伟大功业，才有了“成康之治”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周康王千里迢迢来到东都成周，“宅于成周”生活一段时间，享受成周的繁华盛世，感受周武王的创业历程，周康王自是豪情满怀，“彻命敬享哉”。在何尊铭文与令方彝铭文中，祭祀是最主要的内容，这与成周的独特地位与职能密不可分。
何尊与令方彝作为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记录了西周的王公贵族到成周祭祀天地先王，是维持王朝正统统治的主要任务，是安抚平定四方诸侯的重要方式。如果说明保“三事”是任命成周的官员履行行政职务，那么“四方”就是在成周举行祭祀大典的任务。明保的到成周“尹三事四方”与尹吉甫的“成周四方责”，两人到成周举行每年的祭祀大典，都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任务。“四方”在历史文化的变迁中，也转化为成周“四方湖”名称的文化来源。成周的退出历史，变为一座“古城”，也就今天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当年，周公行政为了安抚东南四方民众，写下了《诗经•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篇，确立了成周四方湖古城最早的“中国”历史地位。
因此，通过对令方彝、兮甲盘、何尊三件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历史结论：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位于距离宗周近两个月行程的南淮夷之地的四方湖古城，是名正言顺、历史清晰的“最早的中国”；南淮夷之地的成周四方湖古城，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与孕育者；中国历史文化的迷失，与四方湖古城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失忆，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