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古学上的文明起源标准，最早由西方学术界提出，但距今并不遥远。
20世纪上半叶，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文明的十项标准，其中一项是“记录信息的系统（文字）”。
195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学者克拉克洪提出文明三大标准，即城市、文字、复杂礼仪建筑。
1977年，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中，日本学者贝塚茂树把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作为文明的三个标准。
总之，关于文明起源的西方标准，无论哪个版本，其中一条都是要出土文字，背后的逻辑是“无文字、无文明”。于是，良渚遗址、二里头遗址等由于没有出土文字，一度不被认定为“文明遗址”，中华文明史也就只有短短的3300余年。
然而，相比西方村庄级别的文明遗址，良渚遗址无比庞大，展现出的是标标准准的区域性王国气象，二里头遗址就更为惊人了，后期完全展现出了气势恢宏的广域王朝气象，说这些遗址还未进入文明阶段，怎么看都不合理！
鉴于此，就不得不让人对西方的文明标准定义产生了怀疑，难道没有出土文字，就真的不能算是文明吗，西方以文字为文明的关键标准，到底合不合理？其实，商代甲骨文早已给出答案。
首先，消失的商代文书
甲骨文是祭祀卜辞，用于与鬼神沟通，不是给活人看得，至于给活人看得，其实是另外一套书写系统——竹简文书。
如今，虽然没有挖出商代竹简文书，但透过甲骨文的相关文字，却可以看到商代的确已有竹简文书，不信请看“聿”与“典”。
1，甲骨文中的聿字
甲骨文中的聿字（见下图），其实就是笔的本字，由一支竖着的笔与代表右手的“又”组成，即右手握笔的象形，表示正在书写文字。也就是说，毛笔并非蒙恬发明，商代已有毛笔，蒙恬最多只是改良了毛笔。
其实，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陶寺遗址里残破陶器上的两个红色文字，石峁遗址里的壁画，部分甲骨文的先绘后刻的迹象等等，都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时中国已有毛笔。
2，甲骨文中的典字
既然商人已经使用毛笔，那么他们在什么载体上写字呢？甲骨文中的典字揭示，商人是在竹简上写字。
甲骨文中的典字，由“册”与“双手”组成，即双手捧着书册，表示重要的书籍。其中，上部的册字，与战国竹简文书的造型一模一样，无疑说明了商代已有竹简文书。
也就是说，商代日常使用的是竹简文书，给鬼神用的是甲骨文，而由于文字载体的不同，导致商代竹简文书不见踪迹。
问题在于，考古没有发现商代竹简文书，那么能说商代只有甲骨文，而没有日常性的文书吗？显然不能，因为甲骨文的相关字形已经给出了答案。
其次，如果商代没有甲骨文
19世纪，甲骨文出土之前，西方学者并不认为商朝真实存在，而认为是传说中的王朝，中国王朝史是从周代才开始的。当然，殷墟甲骨文出土，证实了商代确实存在，还顺带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度，由此就击破了西方的质疑。
然而问题在于：商代竹简文书已经腐烂，如果没有发现甲骨文，或者商朝没有甲骨文，以及没有金文，那么还能证明商朝进入了文明阶段吗？
这个假设并非荒诞不经，因为甲骨文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场偶然。
另外，由于青铜铸造技术的缘故，商代金文初时只有寥寥数字，商末金文仍十分简略，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商亡时才有文章出现，但最长的只有40余字，周朝之后金文才大发光彩。
甲骨文是一种祭祀卜辞，根源在于商人重鬼神，于是在龟甲刻字，以此与鬼神沟通，而不是给活人看得。因此，如今我们能看到甲骨文，完全是因为商人过度迷信；如果商人不迷信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在龟甲上刻字，由此或许就不会出现甲骨文。
《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时史伯对郑桓公说：“虞幕能听协风（即搞清楚春天何时到来），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虞幕、大禹、周弃（周后稷）之所以称王，都与农业生产有关，唯独商契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大概是当时的巫师，以信鬼神的方式建立统治秩序。
如果商契与虞幕、大禹、周弃一样，也是以农业生产起家，那么商族可能就不再信鬼神，也就可能没有甲骨文。
以西方学者定义的文明标准来看，文字是不可或缺的证据，因此没有甲骨文与金文作为证明，即便挖出气象恢弘的殷墟古城、以及庞大的宫殿群等等，即便挖出了惶惶然的王朝气象的实物证据，也无法证实商代进入了文明阶段。
其实，即便出土了甲骨文，之前国内外不少学者还是认定中华文明史只有3300年，而不是从商朝建立开始算起的3600年，原因在于甲骨文似乎只记载了盘庚迁殷之后的事迹。当然，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3300年的，完全无视甲骨文已是成熟文字，无视这种成熟文字不可能是盘庚时才突然造出来的，只是僵化的套用了西方文明起源标准。
如果商代没有甲骨文、金文，而能证明商代文字的竹简文书也已腐朽，那么还怎么证明商代进入了文明阶段？以商都殷墟古城、精美的青铜器等来感性地看，商代肯定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以西方对文明的标准定义来看，商代还是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因此，西方以文字为文明起源的关键标准，到底合不合理，是非一目了然。
其实，上述假设或许也是夏朝或之前时代的写照。商契以巫师身份、鬼神信仰建立统治秩序，但大禹侧重于农业生产，夏朝或许由此没有在龟甲上刻字的习惯，且当时在青铜器上铭文的技术还不成熟、也没有相应的铭文习俗，而夏朝可能使用的是相对容易腐烂的竹简文书，因此如今找不到夏朝文字也并不让人惊讶。但以最可能是夏都的二里头遗址来看，没有发现文字的二里头政权，真的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吗？
可见，文字的确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但探讨一个文明的起源时，并不能简单地以有没有发现文字作为核心准则。如果以文字为核心标准，那么很多以竹木为文字唯一载体的上古文明，将永远无法提供文字证据。
最后，虽然最近数百年来，西方崛起领先全球其他民族、国家，但不代表他们的理论都是正确的，更不应该言必称古希腊、言必称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