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记载，古公亶父迁徙之前，周人长期居住在“豳（bīn）地”，大概在如今中国陕西咸阳彬（bīn）州市、旬邑县西南一带。
2018年，在陕西旬邑县张洪镇，考古发现“西头遗址”，经过数年考古，今年不久前正式确认“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无疑就是西周时的“豳师”驻扎地。
综合各方史料，如今可以认定西头遗址一带，就是先周时的“豳地”。周朝建立之后，在祖地设立强大武装，一方面是不忘祖地，一方面是防御戎狄。
文献记载“豳地”在彬州、旬邑一带，考古在此果然发现西头遗址，而且“彬”与“豳”同音，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中国古史记载准确？想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再看一看考古史上的“巧合”，比如以下三个：
在安徽蚌埠市，也有一座“涂山”，在涂山南麓、淮河东岸，有一个叫“禹会村”的村庄，村庄名称在汉朝时就已存在，《太康地志》上就有“涂山，古当涂国，夏禹所娶也，山（涂山）西南又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可见延续了至少2000余年，这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古史上的“涂山之会”（又称禹会诸侯），比如《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让人惊奇的是，在禹会村，考古果然发现了一座高度疑似涂山之会的遗址。
1981年，在禹会村发现龙山文化时的遗存，但当时没有进行深入勘探。2006年，考古队进行了实地勘察和普探，通过初步挖掘发现判断为“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即大禹所处的时代。此后数年，考古确认禹会村遗址是一座“经过人工实施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
山名、村名、时间、遗址性质等，都能与史书记载对得上号，无疑不可能是“巧合”，只能是历史传承比较精确。
史书上说“尧都平阳”，对于其中的“平阳”，唐朝魏王李泰（李世民之子）编著的《括地志》解释：“今晋州所理平阳古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唐代晋州即如今的山西临汾市，平阳为晋州管辖，因此平阳应该在如今的临汾市范围。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汾水又南径平阳县故城东，晋大夫赵鼂之故邑也。应劭（汉末名人）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换言之，在平河之北（阳）的城市，故称“平阳”，尧舜都建都于此。
巧合的是，在山西临汾的襄汾县，考古发现“陶寺遗址”，出土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等，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由于陶寺遗址与史书上的帝尧，可谓高度相似，于是陶寺遗址被认为是“尧都”。
先秦时期，大量史料记载夏桀之都斟鄩，《国语》又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因此斟鄩应当在伊洛之间。
唐朝《括地志》考证指出：“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故鄩城在洛州巩县（如今郑州巩义市）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1959年，根据古代文献对斟鄩位置的记载，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豫西寻找“夏墟”，最终在洛阳偃师发现“二里头遗址”，该遗址的位置与《括地志》的记载高度一致。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一个具有“王朝气象”的广域王权之都。因此，夏朝叫不叫“夏”还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商朝之前必然存在一个强大的王权，覆盖范围很广，无疑可以称之为“王朝”，都城就在二里头。
诸如此类的“巧合”，可谓数不胜数，比如还有位于山东济南的嬴城遗址（秦人祖地）、位于河南濮阳的高城遗址（夏后相都城）、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同时遭到毁灭与禹征三苗等，时空事件都与史书记载高度一致，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古人记载的比较精准，中国古史值得相信，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上古时可能就有历史传承，所以古史记载才能准确，只是文字载体不易保存，故而如今没有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