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记载：“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阳阴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所谓“地中”，就是地之中央，当“国家”出现后，“地中”与“国家”相结合，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概念。
周礼又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也就是说，夏至之日正午，日影长度为一尺五寸，此地就是古人眼里的地中。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之地，是在同一纬度之上。
以目前史料来看，从周代至宋代，地中文化一直影响中国，比如周秦汉唐宋的都城，基本都在同一纬度左右。元代之后，因为统治者的特殊性，因而定都北京，但元代在登封设立观象台测影，其实还是存在地中文化。
但问题是：周髀算经却与周礼记载不同，它是以“一尺六寸”为地中标准，那么为何周髀算经以一尺六寸为标准，长期影响中国的地中文化，到底有何起源？现代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如此也就难怪周髀算经以一尺六寸为地中标准。
跨越2200余年的谜团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位于北纬35°44′50″（此纬度很重要，下文会提及），距今6500余年，出土了一幅青龙白虎北斗图（见下图）。其中，北斗斗柄是由两根胫骨组成，而周髀算经中的“髀”就是腿骨，勾股定理中的“股”就是腿骨（也是立表测影之“表”）。
因此，学者冯时综合考证认为：西水坡先民已经掌握立表测影技术。换言之，“地中”是由立表测影测出来的，既然西水坡先民已经掌握立表测影，那么他们有没有形成“地中”概念？接下来的考古发现极为神奇。
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度52分（与西水坡的基本在同一纬度），距今4300余年，被誉为“最初的中国”。该遗址出土文物众多，可谓震惊世界，其中一件与立表测影有关（见下图）。
更为重要的是，这件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上面标有刻度，对应不同的节气，其中第十一刻度非常特别，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学者何驽研究发现，第十一刻度对应的是夏至日影“一尺六寸”。
在周礼的“一尺五寸”为地中标准之前，周髀算经中还有一个地中标准，即：“周髀长八尺，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与周礼记载的不同，周髀算经认为日影一尺六寸之地为地中。可见，陶寺先民已有明确的地中文化，且印证了周髀算经的记载。
以此标准来看，陶寺遗址日影是一尺六寸，西水坡与之基本处于同一纬度，日影也是一尺六寸。
问题在于：西水坡与陶寺遗址都掌握了立表测影，两者纬度基本一致，夏至日影都是一尺六寸，但两者相隔2200余年，那么两者在地中文化上有无传承关系？如果没有的话，为何陶寺先民偏偏选在与西水坡同一纬度（日影一尺六寸）之地建城？但如果有的话，这种地中文化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总之，这是一个至今未能破解的谜团。
尺六如何转移到尺五
周礼记载的地中标准为“一尺五寸”，但周髀算经记载的此前标准为“一尺六寸”，那么地中标准如何从“一尺六寸”转移到“一尺五寸”？
清华简保训记载：上甲微（商代先君，大约与夏代第十位君主夏泄同时）认为尧舜测的地中不正确，于是“追中测影”，最终以嵩山为地中（位于北纬34°23′31″—34°35′53″）。从上甲微到宋代，中国历代政治中心基本都在“一尺五寸”之地。
夏都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偃师，距离嵩山非常近，日影基本也是“一尺五寸”。周武王伐纣后，担心镐京偏西而不能控制东方庞大的殷土，为此夜不能寐。后来，周武王选择洛阳为都（成周）时说此地“毋远天室”、且是“有夏之居”，这也是二里头是夏都的证据之一。
商汤建立商代后，先是建都于郑州商城，后来九世之乱中迁都郑州小双桥遗址。因此，商代前期都城位于地中，后期没有遵循一尺五寸的地中，但安阳临近濮阳，位于北纬36°22’，日影偏向于一尺六寸。
武王建立周代后，周代都城基本要么在镐京（西安）、要么在洛邑，而西安位于北纬33.42度～34.45度，与嵩山大致处于同一纬度，日影基本也是一尺五寸。西周时期，都城虽然不在嵩山一带，但周公在登封设立测影观景台。
周代之后，秦朝都城在西安边上的咸阳，汉晋唐都城与周代差不多，要么在西安、要么在洛阳（东晋都城在南京），宋代都城在开封，在郑州东边，两者相距不远。
可见，在夏朝时期，中国地中转移到了日影一尺五寸的嵩山，此后三千年中，中国历代政权基本上都是在嵩山附近立都，或在同纬度的西安立都。
总之，陶寺遗址已有明确的地中文化，故而被称为“最初的中国”，陶寺之后地中文化长期影响着中国，但在陶寺之前，以西水坡遗址来看，当时中国极有可能已有地中文化，或者说已有地中文化的雏形，只是传承情况还是个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