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司马光之前，让我把时间往后推几百年，也就是元朝。元朝末期，黄河泛滥，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但还要防着他们造反，所以修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元政府中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一定要修，另一种认为不能修。那这件事跟司马光有啥关系，还真有。至于什么关系，先搁下来，说回司马光。
司马光，北宋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一生就干了三件出名的事，砸缸救人、修《资治通鉴》以及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砸缸救人这件事，很多人都质疑，说那时候还没有缸。我们不管那个时候有没有缸，也不管司马光因为砸了别人的缸赔了多少钱，这不重要。至于《资治通鉴》我没看过，今天也不讲。主要围绕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件事讨论下。
大家都知道，北宋经济非常发达，尤其是宋仁宗期间。但繁荣的背后，却暗藏着危机。赵匡胤武将出身，担心再次出现黄袍加身的情况，就大大地削弱了武将的权力。到了宋太宗、宋真宗期间防止文臣专权，进一步削弱了文官的权力。具体表现是，将一些部门规模给扩大了。原本一个部门的配置是十个人，这么一来就变成了三十个人
有人说这是好事啊，给广大民众提供了就业岗位，还能腾出时间来写写诗词，丰富了宋朝的文化。的确，在那个年代，你不会吟诗作词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如果这么想就太肤浅了。正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官多了就得发工资，还得给过节费，长年累月下来，这可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支。而且这种现象还蔓延到了军队中。都知道宋朝没有完成统一，与之并存的还有西夏和辽国。为了防备他们，每年的军费也是一笔天文数字。养了很多闲人就算了，关键是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差，这可是非常致命的。
也就是这时候，宋神宗上台了。他是一个眼光长远的君主，觉得如此下去，大宋迟早要被掏空。当时恰巧有个人提出来变法的建议，这人就是王安石。两人就一拍即合，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简单的分为“富国”和“强兵”。富国方面就是裁掉多余的官员，唯才是用。减免百姓的徭役，让他们多种田。在收成不好的时候，政府给他们贷款，等有钱了再还。这样既减轻了百姓的压力，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整军的内容是裁撤多余的兵力，对士兵们进行考核，不合格的就降级，或者让他们回乡下种田。怎么看都是富国强兵之策，但真的是如此吗？
王安石主张低息贷款给百姓，这本是好事。但原本这些事都是贵族干的，这下可就把他们给得罪了。要知道古代社会，农民可没啥土地，他们只能给那些大地主干活。朝廷不是鼓励百姓种地吗，贵族们不给百姓土地，百姓们种啥。这样一来，百姓跟贵族的阶级矛盾就被激化了。
再来看看另一个强兵之法。原本有些老油条在打仗的时候畏缩不前，躲在后面喊两嗓子，打输了第一个跑，不仅工资高还没危险。现在可好了，得扛着锄头回家种田，你说他们能乐意吗？
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王安石同志用人的眼光太差了。王安石刚上台的时候根基不深，为了壮大实力，就开始四处拉人头。再加上有宋神宗支持，很多人都来追随王安石。王安石也不管这些人是不是歪瓜裂枣，来者不拒，都提拔重用，蔡京就是这么上位的。我相信有部分人是支持变法的，但大多数都是投机者。
这些投机者可不管变不变法，只要能升官就拥护王安石。如此一来，朝廷被搞得乌烟瘴气。于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人形成了旧党，以王安石为扛把子的被称作新党。旧党的靠山是高太后，新党的幕后大佬是宋神宗。双方互相争斗，斗得死去活来的，很多人就成了牺牲品，就比如苏大才子苏轼。
变法刚开始的时候，新党占据了上风，就更加得意了。也不管旧党成员是不是贤良，就大肆打压，比如欧阳修就被整得很惨。这样一来，变法就成了新党的斗争工具旧党也不管变法的内容是否对百姓有利，直接全盘否定了。第一回合，司马光完败，直接被赶去修《资治通鉴》了。
旧党落败，朝廷欢呼雀跃，但高太后站了出来。迫于压力，王安石变法终止了。有些措施的确国富兵强了，但后遗症也很明显。接下来十几年，王安石和司马光轮流上台，直到司马光完全废除了王安石所有的改革措施，这场变法才结束。
再说回开头的那个故事。主张修黄河的是元朝著名宰相脱脱，一个非常正直清廉的官。最后结局却是，黄河修了，动用了很多人力，导致百姓造反，天下大乱。现在明白了吧，主张变法的不一定是忠臣，而反对变法的也不一定是奸臣。
在废除王安石变法之后没多久后，司马光也去世了。他死的时候，居然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钱财。可以说司马光是一位清廉的贤臣，只是思想有些偏执而已。所以看待一些历史人物的时候，要多方面去分析，不能用片面的眼光去断定一个人的好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