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徽州，曾经是明清时期最繁荣的地方之一，经济和文化水平一度傲视全国。对于那些曾经造访过徽州的朋友们来说，单单一提起徽州的牌坊，他们便会回忆起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每个村庄都拥有着独一无二的牌坊。
那么清朝几品官员死后才能建造牌坊呢？
是否需要请旨皇帝
牌坊，不仅是民间的通俗说法，同时也是官方所认可的两类牌坊：功德牌坊和贞节牌坊。而在建筑风格上，牌坊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不同地区的样式和材质各异。就像许多地方的宗族祠堂一样，牌坊常常作为附属建筑，屹立于宗祠的正门之外，以彰显族谱的庄严和尊贵。而在清代，读书人若是获得功名，也可以为自己建造一座牌坊，以彰显个人的成就和荣誉。
这里所说的功名，并不仅仅限于进士、举人，即便是秀才、贡生、监生、俊秀（捐纳）等，只要获得了相应的成就，同样有权在故乡建立一座牌坊，以彰显个人的荣耀和尊崇。此外，只要富豪大户愿意出资兴建，官府也不会有所阻拦。就以清代为例，建造牌坊并不需要得到皇帝或官府的特别批准，完全是民间自愿的行为。
牌坊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间情感。它不仅是建筑的一部分，更是对个人和家族的致敬，是对功绩和品德的肯定。牌坊的存在，更像是对过去的一次呼应，让人们得以品味历史的厚重与盛世的荣光。
牌坊可建，但字不能乱写
牌坊，真不愧是一种建筑艺术的杰作，而其上刻着的文字，更是无比珍贵。回首明清时期的牌坊，我们发现它们按照文字等级的不同，分为四个层次。
首先是御制牌坊，堪称高山仰止之作。这类牌坊极其稀少，因为它们代表着皇帝直接下旨颁发的奖励，是对功勋卓著的大臣的崇高嘉奖。建造费用全由国库提供，雄厚至极。
其次是恩荣牌坊，同样引人注目。这些牌坊颁赐给的是较高级别的官员，皇帝下旨后由地方官府承担建造经费。可以说，恩荣牌坊既象征了皇帝的恩泽，又体现了官员的荣耀。
再次是圣旨牌坊，虽然等级降低，却隐含着不俗的威严。这类牌坊由地方官员上报，经皇帝批准后，由地方财政出资兴建。通常授予中低级别的有功官员，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为国勤勉耕耘的奉献精神。
最后是赐赠牌坊，它们或许没有正式公文，但代表了皇帝的口头承诺。地方官府承担建造费用，这类牌坊主要用以嘉许对地方作出贡献的士绅，或是赞扬坚守贞节的寡妇。牌坊上刻有“旌表”二字，流淌着对其无私奉献的赞美之情。
清代遗留下来的牌坊数量之多着实让人震撼。以徽州地区为例，现存的牌坊竟达136座，其规模之庞大可见一斑。然而，总的来说，这些保存下来的牌坊多属于第三和第四类，即圣旨和赐赠牌坊，御制和恩荣牌坊占比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逆推到清末，徽州地区的牌坊数量将成千上万。
如果将视野扩大至全国范围，毋庸置疑地，牌坊的数目将无法估量。当你在城镇、农村漫步，也许只需行进数里，就能遇见一座牌坊。这无疑证明，明清时期的牌坊并非高不可攀的建筑，而是人人皆宜的。
那么几品官员才能建牌坊？
在前面已经提到，有很多人符合建造牌坊的资格，他们不仅限于当官的，还包括士绅、商人和百姓。但真正高级的牌坊大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确切来说是一品大员。在清代，官员去世后，根据他们的品级有不同的待遇，文献中就有“祭葬立碑”这样的规定。
关于祭葬的规定比较复杂，我们只能简单地提一下。按照典章规定，一、二品官员去世时，朝廷不仅会授予葬银（祭费25两，葬费500两），还会派官员代表朝廷致祭。而三品以下官员去世，只会有葬银而没有祭文。
这里所说的“立碑”，并不是指墓碑，而是指牌坊。立碑的标准非常高，朝廷有一套制度，一品官员去世后通常会立碑，立碑费用为350两银子。这意味着一品大员去世后，立碑是作为基本仪式的一部分来进行的，不需要单独请示皇帝，礼部会依照章程办理。
而对于二品以下官员来说，立碑就有一定的门槛了。标准是朝廷是否授予谥号，如果有谥号，那么立碑的待遇也会一并享受。正如文献中所记录：“二品、三品官员如果获得特旨授予谥号，也可以享受立碑的待遇。”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官员品级并不高，但却是因为公务殉职的情况，根据惯例，也可以赐予谥号并立碑。在清代，官员去世后通常会追赠更高级别的品衔，例如侍郎就会被追赠为尚书。因此，在立碑的过程中，会根据追赠的品衔来书写。
现存的许多牌坊上都写着某个部尚书的称号，但实际上，他们在世时并没有真正担任过尚书，最高级别只是侍郎。然而，由于今人对此不是很深入了解，所以误以为他们是真正的尚书。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至于获得公、侯、伯等高级爵位的人，死后待遇也按照一品官员的标准进行，他们也可以享受立碑的待遇。
而且，朝廷规定，高级别的爵位以及一品官员去世后建造的牌坊，都属于“御制”碑。由于这个群体的数量不多，所以现存的此类牌坊数量较少。到了晚清时期，朝廷的制度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只要愿意花钱，无论是牌坊还是顶戴花翎都能买到。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贡监生、秀才的牌坊，但这些牌坊的价值远远低于一、二品大员的牌坊。
